復旦投毒案,注定要一波三折,峰回路轉

12月8日的二審上,被告林森浩當庭翻供,辯稱投毒是開玩笑,他申請作證的“有專門知識的人”胡志強,及辯護律師斯偉江、唐志堅提交新證據,以證明黃洋的死因是爆發性乙型肝病。

劇情的這種波折,讓抱持“殺人償命”觀念的人群情激奮,網絡上對法醫證人胡志強以及林的辯護律師的批評甚囂塵上,顛倒黑白、泯滅良心之類指責不絕如縷。

但為林森浩辯護,何嘗不是在嘗試接近真相?

一、真相,哪個才是真相?

現在我們能確知的是,林森浩投毒了,然后飲用了含二甲基亞硝胺毒水的黃洋死了。投毒是真相,黃洋死亡也是真相,但這并不是全部真相,要證明林森浩殺了黃洋,并區分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致死罪,還得確證投毒與林森浩死亡之間的具體因果聯系。

這個因果聯系的確認,其實是對檢方提供的完整證據鏈的檢證,外人無法完成,法官要下判斷,也只能依靠專業的醫學鑒定,而且是第一時間的鑒定。

爭議的核心正在這里。辯護方提供的證據顯示,尿液、血液、水樣都是經過多人的手才到了公安手中,而且,同樣是黃洋的尿液樣本,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技術研究所并沒有檢測出二甲基亞硝胺,而上海市公安局物證鑒定中心卻檢測出了;此外,中山醫院收治黃洋時,病歷曾表述“不排斥乙肝引起肝衰竭”?;谶@些疑點,辯方認為,不排除黃洋死于乙型肝炎。

2013年,4月16號,復旦大學2010級碩士研究生黃洋因搶救無效身亡。

要還原事實并對林森浩準確定罪,上述疑點無法回避。但問題是,在檢方現有的證據,并不能厘清這些事實。比如,尿液、血液、水樣經手多人,會不會影響檢測的精確性?更重要的是,檢方無法提供黃洋病理檢測中的毒物分析報告。由于缺少質譜圖,我們既不知道黃洋究竟喝了多少,吐出來多少,以及最終喝進去的毒性是不是足以殺死一個成年人。

用辯方的話來說,就是“只有定性,沒有定量”?;诖?,至少從現有的證據來看,黃洋的死亡,確實存在著兩種可能,一是直接中毒而死,一是二甲基亞硝胺引發爆發性乙型肝病。

那么,哪一種才是真相?

二、程序正義下的“合理懷疑”

盡管專家證人胡志強沒有對黃洋尸檢,其結論依據是文獻、病歷等材料,不屬于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鑒定意見,但他至少提出了本案的一個“合理疑點”。

這個“合理疑點”不可忽視,一方面,它可能對應著投毒案的另一種真相;另一方面,它對應著公檢部門在辦案中存在的程序瑕疵。比如尿液、血液、水樣采樣檢測的不嚴謹,上海市司法鑒定中心不具備國家資格,兩種檢測結果有出入,質譜圖缺失,等等。

由于案發已有一年多,一些關鍵性的證據,已經不可能再重新檢測。林森浩的辯護人基于檢方證據鏈的薄弱,為林森浩作輕罪辯護完全合情合理。這既是他的法定權利,實際上也是無限逼近真相的一種嘗試。如果疑點得不到排除,呼吁“殺人償命”就是對疑罪從無的背離。

案件的審判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,而事實一旦發生,實際上就不可能做到完全還原,我們只可能盡最大可能重建案發的現場,據此來定罪。但是,現場的重建、真相的還原,必須得靠嚴謹的程序支撐,用程序把證據信息拼接起來。

在本案庭審階段,播放了公安機關對林森浩作案過程的演示還原錄像,這是還原真相的嘗試;同樣,林的辯方對死因提出合理懷疑,也是從檢方取證的不規范,來論證事實的另一種可能。所以,那些被唾罵指責的專家證人及辯護律師,他們是程序正義的檢驗者,不可或缺。

其實,案件劇情發展至今,質疑的矛頭,應該對準辦案的公檢部門。程序被質疑,說明投毒案從偵查到取證到證據鏈的建立,存在諸多漏洞,這暴露出的是專業偵查辦案素養的缺失。

三、即便是“壞人”也需要律師辯護

當然,即便黃洋的死因有另一種可能,絕大多數人依然會選擇不予同情和原諒,畢竟投毒的是事實客觀的,無法否認。但同情受害者,是否意味著怒火一定要燒到林森浩的辯護者身上?

在一些引起轟動的案件中,被告的辯護律師,歷來承受著輿論的巨大爭議,藥家鑫案如此,李某某案也如此。本案中不僅林的辯護律師,提供專業意見的專家證人,同樣飽受詬病。對辯護律師的誤解,與對受害者的同情一起成為不可侵犯的情緒。

但法庭要在疑罪從無的基礎上證明一個人有罪,須將所有的疑點逐一清除,而辯護律師,往往是疑點的提出者。他們的職業道德,僅僅是在法定的范圍內最大化地實現委托人的利益訴求。一個知道真相的律師,在檢方證據不充分的前提下,他依然有義務為委托人做輕罪和無罪辯護,而不是出于社會公義,將真相告知檢方。

律師的這種職業道德,可能和社會道德存在沖突,但堅守仍然是必要的。任何人在未經法律判定之前都是無罪之身,即便犯罪事實確鑿,細節之爭也事關具體量刑。即便在本案中,投毒的事實確鑿無疑,律師為之辯護無可指摘。疑罪從無和程序正義的落實,正義的實現,真相的無限逼近,都離不開這個群體。

辛普森案審理期間,為了證實辛普森是兇手,檢方讓他在陪審團面前試戴那只沾有血跡的手套。

在這方面,當年轟動全美的辛普森案是典型。盡管辛普森是最大嫌疑人,而且全社會都一致認為,辛普森殺死了前妻及餐館的侍應生,但其律師團指出了警方取證過程的諸多瑕疵,最終讓其無罪獲釋。要知道,辛普森的辯護者中,不乏知名的律師、刑偵專家,甚至是科學家。這些人之所以選擇替辛普森說話,是因為在美國的司法理念中,對程序公正的重視,勝過對尋求案情真相和把罪犯繩之于法。追究辛普森案的取證瑕疵,等于在捍衛整個司法制度。此案盡管當時爭議巨大,但隨時間流逝卻成為可寫進美國法治史的標桿案例。

四、要容得下為魔鬼辯護的人

我們目前的司法實踐,也在朝著這方面發展。尤其在歷經佘祥林、趙作海等諸多冤案之后,程序正義成為一致的呼聲。此前,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也表示,“寧可錯放,也不可錯判”。這些都是在捍衛司法公正,捍衛每個公民在面對強大的司法機器時的權利。

必須再次強調,如果沒有辯護律師對證據鏈鉆空子式的檢驗,真相永遠是奢侈的,或者說,真相永遠只是停留在我們預設立場的那種真相;而程序正義失守之后,我們即便懲罰了一個事實上做了惡的人,它也將為冤假錯案埋下種子。

這絕不是袒護作惡者的惡行。法律面前,事實和真相是最高的準則;要堅持程序正義,守衛法治公正,就得容得下那些為魔鬼辯護的人。我們不能以便呼吁程序公正,疑罪從無,一邊又對據此捍衛林森浩權利的人指責唾罵,“踏上一萬只腳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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